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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第1页）

曾有一段时间，某些理想不坚定的高干子女旅居外国已成默契，豪宅、学位、绿卡几乎是默认配置。但近年来，组织上逐渐意识到这种软性外逃带来的风险。审查趋严，备案制度细化，连出境天数都需如实申报。周先生算得清楚，哪怕只是陪孩子读书、养病、避暑，落在某些眼里也可能成了立场不稳的证据。

赵嘉没兴趣参与这些权衡，但她理解那些背后的逻辑，不是她一个外人能评判的。

“你现在什么都有了，还读这个干嘛？”沈安在视频电话里皱着眉，“周太太再出去折腾这些干嘛？还不如留在北京照顾孩子。”

赵嘉没争，也没解释。

她只是点头：“我只是想完成我自己的轨迹。”

沈安：“那砚今怎么办？他还那么小。”

赵嘉语气温和：“他已经五岁了，他不是离不开我。”

赵嘉的办公室在中环律所一栋高层，窗外能看到维港对岸最繁华的灯火。

她每天早八点出门，晚上八点下班，白天是密集的研讨课、交叉案评、模拟庭审，还有几位教授的助研安排。周末她要在律所里审两到三个基金并购案例，港人效率高，沟通节奏紧，偶尔她也会喘不过气来。

可每次她坐下来打草稿备忘录，写下开头一行：“Client overview: structured investment of cross-border…”她就觉得，她又活回来了。

周行砚留在北京，常驻西长安街。

调度、会议、接待、处理对口事务，他是节奏精准的人。他每天七点半起床，十点会议，下午巡视，晚上看批件文件到凌晨。秘书换了三批，只因为跟不上他节奏。

他从没说过支持她，但她收到的那一张港岛西海岸公寓购房合同和三年期配套学区国际卡，就像沉默的标志你去，我送你。

他只说过一句：“你只要确定方向，走就行。”

他们的模式成了“每周见一次”。

北京到香港不算远，但也不近。

公务舱单程三小时，司机从中环到机场提车的时间跟他下飞机后接专车的时间卡得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