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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第2页）

没有她宽宏大量的包容和认真细致的编辑工作，本书的出版计划也将付之东流。

感谢对本研究作出过指导和批评的师长们。

本研究的社会学理论基础大部分来源于复旦社会学系周怡老师的教导。

无论我在哪里求学，她都如我在系里读书时一般关心、勉励我。

她在文化社会学领域几十年如一日地深耕，令我高山仰止，心向往之。

感谢复旦高教所的牛新春老师，她的学术信念点燃了我，在她身上我看到了殷勤的行动与谦卑的姿态，和她的多番合作也使我得以从不同角度去检视本研究的结论。

感谢复旦社会学系的李煜老师，本书的许多参考文献都得益于他的课程，部分思路亦得益于与他的交谈，他幽默风趣又真性情的为学风格使我体会到何为平易近人、如沐春风。

感谢复旦社会学系的徐珂老师，是他将我领进社会学理论的殿堂，又为我打开了深入发展研究兴趣的大门。

还要感谢曾与我在不同场合讨论过本研究的师长，包括（排名不分先后）：西南交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罗梁波老师，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陆一老师、田凌晖老师，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胡安宁老师、田丰老师，广州大学教育学院的谢爱磊老师，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的肖文明老师，哈尔滨工业大学社会学系的吴肃然老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余秀兰老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刘世定老师，复旦大学化学系研工组长杨慧丽老师，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党委副书记郁颖佳老师，以及兰州大学社会学系的刘宏涛老师，本书的写作都从他们的评论中受到启发或鼓舞。

当然，我本人对书中的谬误与缺点负全部责任。

感谢高教所办公室的王丽老师，她对我的勉励常常让我重拾信心。

还要特别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谭康荣老师和师母张苙云女士，在我赴港读书期间，与他们的聚会和交流已经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特别是在本书的写作陷入停滞的阶段，他们的鼓励和祝福让我一次又一次鼓起了重拾笔杆的勇气。

感谢为本研究贡献过奇思妙想、给予我最多支持的同窗伙伴们。

书中两类玩家的比喻直接来源于夏彧学姐的聪明智慧，本书自始至终都得益于和她的许多讨论；本书的进展也得益于吴菲学姐和刘子曦学姐的勉励与评论；复旦社会学系的学妹张天格、余雪微和田仁优对本书部分个案的选取提供了帮助；与查自力师兄和李威师兄的勉励与讨论也常常使我获得启发；与郭巍蓉、唐俊超的无数餐桌讨论更是贯穿了本研究从构思到写作的几乎整个过程；与陈滢、袁斌骅废寝忘食的熬夜讨论常常给我非常重要的启发；黄克柔、黄世婷、汪卫平和朱成顺在硕士论文的写作期间不仅是我名副其实的“伙伴”，还是我形成结论之际的“辅导员顾问”和“自分析案例”；吕倩文曾在我写作期间专程赶来慰劳，也曾根据切身感受对本书提出过重要的修改意见；钱米青提供的强大技术支持使得我可以方便快捷地检索文献；吴秋翔曾邀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沙龙分享本书的初步思路，使我获益良多；另外，感谢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同窗好友，包括苏余芬、祝婕、胡立如、叶薇，马莹学姐，覃云云学姐，戴婉真学姐，李桃学姐，傅明忱学姐与苏超学妹，还有Ewan Wright和Samson John Mgaiwa，来自他们的评论与勉励也对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许多帮助。

我还要感谢祁银杉学妹多年来对本研究的强烈兴趣，感谢她义务对本书第一版的一些文字错误进行了订正；此外，还要感谢一位陌生网友“阳光流转”，在我陷入产后倦怠、迟迟不能进入写作状态之时，她向我发来讯息表达了对本研究的关注，帮助我重新燃起了完成本书的信念。

感谢曾给我机会分享本研究发现的会议平台，包括中国社会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文化社会学论坛，2017年首届全国实证教育研究论坛，“社会-CJS学术论坛之第七届社会理论工作坊(2018)”，2018年北京大学“高校学生发展与就业”博士生论坛，以及香港大学教育学院的博士生研究会议(PRC)。

在这些会议上收到的意见和建议，为我提供了打磨本书内容的动力和方向。

还要感谢香港田家炳教育基金的资助，使我得以无忧往返大陆参加会议、收集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