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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视角（第5页）

在这个意义上，将分析框架从工具理性拓展到价值信念的必要性清晰可见。

那么，价值信念在生涯选择行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这一问题触及了文化社会学领域的一个经典争论——文化究竟是如何影响行动的。

回答此问的一个经典范式肇始于韦伯，认为理想、信仰、价值观通过塑造动机(motivation)来驱动人类行为。

韦伯的著作暗示：行动对于行动者的意义或者说行动者赋予行动的必要理由，应该被视为行动的原因。

这里的理由可以是为了达成一个既定目标，也可以是非目的-手段的考虑（比如从价值观念上认为“这样做是对的、好的”）。

换句话说，文化通过定义“人们想要什么”来塑造行动。

这个观点被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继承，他提出行动者的自愿选择受制于客观条件、并被手段和目的的规范所支配，正是在互动中作为共享符号系统的“文化传统”(cultural tradition)提供了“个体在各种可供选择的取向中做出选择的尺度或标准”p.7 。

由此看来，固然行动者在追求目的实现的行动或许是理性的，但因为信奉或认同某种规范和价值才有了行动目的，行动者的动机恰恰是由文化来塑造的。

而以斯威德勒(Ann Swidler)为代表的当代范式则认为，文化与行动并非紧密衔接的因与果，而可能是脱钩的，人们对事物抱有的观念在很多情况下难以连贯地解释他们的行动。

与其说文化为人提供了愿望、偏好或动机，不如说文化是一些松散的、甚至可能互相矛盾的风格、技能或习惯，如同一个“工具箱”(tool-kit)供人理性地选取和利用，帮助他们理解周遭的事物，为他们在实践情景下采取行动策略提供正当性(justification)。

在这种视角下，行动不是由价值观导向的目的所决定的，更大程度上文化是一种可以被“使用”的能力(competence)，使人可以在不同的情景下灵活地选取行动路线。

她发展出“稳定生活状态”和“不稳定生活状态”两个模型，在前者中文化为人们组织多种可能的行动提供正当性理由，而在后者中多种强有力的外部观念对行动可能有直接的控制，但其长期影响有赖于哪种观念在竞争中得以生存。

文化与行动之间成了一种松散的“弱耦合”，文化作为动机对行动的驱动力被很大程度上抽去了，变成了理性人用以实现一个事先确定的目的(predetermined ends)而建构行动策略的工具或资源。

不过，这个事先确定的目的又是从何而来呢？斯维德勒似乎认为这受到能力的限制，“人们最终会去追求与其文化能力胜任范围内的目的”(p.277)，但并未作详尽解释。

总之，一个灵活熟练、审时度势的“文化运用者”(users of culture)在这一视角下影影绰绰，似乎在与工具理性和理性选择假设遥相呼应。

目前，“工具箱”范式已经在许多议题上成为主流框架，但争论并未平息。

来自认知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的实证依据表明，文化作为动机驱动行动的作用是存在的，并提出文化图式作为一种认知结构，其内化程度依其深浅程度不同而存在多种 American层次。

2009年，Stephen Vaisey在《美国社会学刊》(Journal of Sociology )上撰文，试图调和这两种范式：两种范式实际上都存在，但不在同一个意识层次发挥作用。

Vaisey援引吉登斯和布迪厄的观点说明，“工具箱”范式的问题在于假定了文化与行动的关联必然在意识层面进行。

事实上，动机或习性完全可能是无意识的，而认知科学早已发现人类的认知包含两个过程——其一为有意识的、较慢的处理过程，可以对认知对象进行解释、计算和表现；其二为快速、多情况下无意识的自动反应过程，是个人深层认知层面的实践意识(practicalconsciousness)，难以被临时操控(p.16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