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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八章 人民何需审判（第4页）
你们正在将公民之间的关系，与全体国民和一个满怀阴谋的公敌之间的关系相混淆；你们也正在将革命中一个人的地位，和这人在稳定政权下的地位相混淆；你们正在将全体国民对一个保卫政权的公务官员的处罚，和对一个恰恰要摧毁政权的人的处罚相混淆。
面对一个从未见过的例外情况，我们竟然还在用我们所熟悉、但仅仅适用于一般情况的理念来理解。因为对于平常所见的违法行为，习惯于用通常原则来处理。
我们所以就很自然地倾向于认为，如果要用另外的原则，国家是不可能公正地惩治一个破坏公民权利的人；我们还可能会觉得，如果没有陪审团、没有审判席、没有诉讼程序的话，也就不存在公正了。
这些象征性的词汇，最终却误导了我们。
这就是放任习惯去影响我们思考的结果：这些最随意的集会，有时其实是最有缺陷的组织，却被我们当成了衡量真理与谬误、公正与否的绝对性手段。
我们甚至都没有认识到，这些理念大多数都和暴政强加给我们的偏见有关联。
我们屈服于暴政的束缚已经如此之久，甚至再要让自己认同公理的永恒原则都有了困难，以致对任何与神圣的法理原则相连的事物都觉得不合法，对自然的真正秩序都当做了无序混乱。
人民的庄严行动、对美德的崇高热爱，在胆怯的我们看来反倒成了火山喷发或是社会崩坏。
我们期盼的是自由的统治，这就要求有纯洁的理念和精神，与我们在道德上的软弱和观念里的堕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而这绝不是一个小问题。
当人民被迫诉诸暴动的权利时，暴君就恢复了本来面目。
暴君怎么可能签订社会契约呢？暴君只会破坏契约。
而这正是路易现在所做和已经做过的行为啊。
相反的是，人民如果觉得合适的话，会保留社会契约中关于公民之间关系的内容。
但对于关于君主的内容，由于暴政和革命的关系，就都作废了。
暴君统治和人民的革命是相互开战的状态，而法庭和法律程序只能适用于这两者的某一阵营内部。
我们怎么能够用保护人民的武器来维护暴君的权威呢，这难道不是对法律的亵渎吗？
公理之下的正义在它被用错地方时就已经褪色了。
而如果认为宪政可以在如今的新秩序下继续适用，那就会是一个巨大的谬误，就是在假设宪政能够自然而然地存在。